探問真實：檢視司法詢問員制度的現況

在醫院擔任精神科社工師已經七年的吳社工師（化名）也表示，她覺得司法人員其實「只是希望我們在場，然後有問題的時候就要我們翻譯」。然而，只有當司法人員「問不下去」時才有發言的空間──這個角色卻讓司法詢問員感到有些困惑²⁰，因為理論上，之所以需要有司法詢問員存在的其中一個理由，正是因為司法人員在訊問之前就已經知道太多案情細節，因而更容易在訪談過程中，問出引導或太具指示性的問題，進而增加污染證詞的可能性。

譬如，吳社工師就表示，在前述那次混亂的合作經驗中，該件個案雖然有智能障礙，但仍能識字，可是會談室現場所擺放的電腦螢幕，卻會直接「秀出問題跟早就已經打好的答案」，這讓她覺得相當不可思議；又譬如，吳社工師在過程中認為員警問話的方式「太成人」、「太有指示性」了，結果她就只好在訊問過程中屢屢介入：
 

除了司法詢問員在訪談過程中的主導程度外，當案件來到審判階段，依舊會遇到一個又一個法律定位不明的問題：譬如，經過司法詢問員所形成的陳述，具有什麼樣的證據價值？經過司法詢問員所做的訪談結果，是否就「特別可信」²¹？而當司法詢問員進入法庭，其身分是屬於證人、鑑定人還是通譯²²？除了當庭證述之外，司法詢問員在訪談前後所做的各種陳述、建議、詮釋，甚至是出具的書面報告，又應該要被如何定位或檢視²³？

制度上路至今雖已四年，但關於司法詢問員的法律定位，卻仍是眾說紛紜。
 

司法詢問員在訪談現場的角色為何顯然有待後續修法來調和，但在尚未修法的期間，詢訊問現場難免遭遇到各種操作上的挑戰與衝突。

現代婦女基金會的陳姿樺研究員就說，根據回流訓練司法詢問員所給予的回饋可以知道，角色的不確定性不僅容易讓雙方在合作上出現很大摩擦，對於「被找來協助」的司法詢問員來說，要打斷檢警往往也會帶來極大壓力：
 

為了能更最大程度回應他們的實務困擾，近幾年的回流訓練的內容也開始納入更多「如何輔助」、「如何介入」的課程，與國外模式和修法之初的原始設定，也已經越來越遠。
 

在此邏輯之下，司法人員會認同需要由受過「其他」領域訓練的專家進場的情形，通常是即便已經運用一般訊問經驗與技巧，卻仍然遭遇困難的時候。換言之，除非到場的司法詢問員並非具有特殊教育背景或精神心理背景這兩種「其他專業」，否則司法人員就很容易質疑到場的司法詢問員的專業性。

長期在醫院精神科工作的吳社工師就分享，當她到了詢問現場，在未強調自己的精神科工作背景前，專業性會不斷地遭到質疑：
 

吳社工師之所以必須要不斷地被要求以其他資格做為「專業性」的證明（譬如在精神科服務的識別證、社工師與心理衛生專科社工師的執照，甚至是可以取代工作經驗的年齡），正是因為司法人員認為，比原先的偵查人員擁有對兒童、對精神障礙或認知能力有更多認識的人，才稱得上是「夠資格」的專業人士。如果不是，司法人員很容易如同李家防官所說的那樣覺得：「不如我自己來問就好了。²⁸」
 

司法訪談品質本身難以檢驗的問題，並不只有司法詢問員會碰到，而是所有司法訪談必然面對的困難³⁰：最理想的司法訪談，理應是可以引領我們接近案件真相的媒介，相反地，引領我們走錯路的司法訪談，就會被認為是不好、不專業的產物。但真相總是難以企及，還在探求真相半路上的我們，往往也很難有可以直接評價司法訪談好壞的憑藉，而僅能用其他的因子作為替代。

綜觀相關意見或訪談資料可以發現，司法實務工作者對於司法詢問員「專業與否」的評價，多半還是以辦案習慣考量的因子作為標準，譬如訪談結果（有沒有問出任何東西，或問出所需法律要件）、訪談所需時間（有沒有效率）──然而，若參考NICHD的理念與程序就會知道，這兩者都不是適當的檢核標準。

無從檢核司法訪談品質在詢問員制度上路前後有何差異，不僅成為當前制度「體檢」上最大的挑戰，缺乏實際數據，也使得各方所提出的針貶意見難以被檢驗、辯駁。爭辯激烈，意見雜沓，但沒有標準，未來的方向也難以越辯越明。
 

即便都是為了案件的推進、為了妥善保障弱勢證人、也為了避免冤錯案件發生，但透過本文可以發現，此制度於2017年上路至今，各方實務工作者之間仍然存在不少張力與緊張關係。

王秋嵐研究員訪談時曾表示，相關政府單位其實都曾經針對此制度的後續改革召開過數次會議，蒐集各方意見；不過現階段，法律界各方對此的討論尚未有定見，衛福部雖為《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的主管機關，但就司法詢問員的法律地位與證據評價等討論，仍需等待司法實務的回應，衛福部似也難自行決定。

面對各方意見，或許回到司法詢問員制度的源頭來看，不失為一條出路。

最早催生標準化司法詢問程序的重要原因之一，即美國兒童倡議中心（Children Advocacy Center, CAC）的經驗，而根據闕士超、金孟華（2018a；2018b）的完整分析，大概可以窺知司法詢問員制度的下一步應該踏向何方。

首先，就司法詢問員本身的法律定位議題來說，兩人就明確批評，參考本制度的立法理由，以及在國外運作的原理原則，台灣實務界將司法詢問員視為是大人與兒童之間的「翻譯」的作法，實為「混淆司法詢問員之功能」；兩人並明確指出，基於對美國法的研究，司法詢問員的定位應該是「檢察官之手足，並可在檢察官在場監督合法性之前提下詢問兒童被害人」³¹。

其次，面對司法詢問員當前在台灣實務運作上所遭遇到的各種難題，兩人認為，若能參考國外法制度，「搭配整合性團隊制度方能有更好的效益」。

所謂整合性團隊是指，除了在硬體設備上能夠讓一次性完成所有相關程序，減少被害人在醫院、警局或地檢署間來回奔波的可能性，同時也因納入具有不同專業的成員（如司法警察、兒童保護人員、檢察官、心理師等），因此除了能有效達到減少陳述的目的，還能夠同時兼顧被害人保護及後續社會支持服務的銜接。闕、金兩人指出，在整合性團隊的運作之下，雖然司法詢問是由司法詢問員主責，但必要時，整合性團隊的其他成員（可能包括CAC的專任人員、兒童保護人員或司法警察）也可能介入協助³²。

至於司法詢問員的成效與品質很難被評鑑這點，美國法的運作或許也能提供我們一些方向。

為了掌握司法詢問員所進行的訪談品質，除了要有足夠的教育訓練（初階／進階）與繼續教育訓練（回流訓練）之外，美國CAC也會透過「同儕互評」的方式，相互監督，也確保詢問品質之考量。即便理想的司法訪談很難被定義，但透過受過相同訓練的同儕的眼睛，依舊有機會辨別出有問題的司法訪談。

即便距離制度順利運轉，似乎尚有一段空間需要努力，但一份好的司法訪談，是協助我們往真實更靠近幾步的重要基礎。台灣冤獄平反協會至今立案救援的性侵案件，案發時間都早於2015年，其中幾起案件的「被害人」具有兒童或心智障礙的身分，這幾起案件的司法程序都沒機會有司法詢問員的參與，時光流轉，真相彷彿也離我們愈來愈遙遠。我們企盼這些案件得有重啟審判的一天，也期許司法詢問員制度能夠及早跨出制度的下一步，協助我國的刑事司法系統，能夠在逼近真實的路途上，走得更有程序、更有規範。
 

Poole, D. A., & Bruck, M. (2012). Divining Testimony? The Impact of Interviewing Props on Children's Reports of Touching. Developmental review : DR, 32(3), 165–180. https://doi.org/10.1016/j.dr.2012.06.007

李佳玟（2019a），〈司法詢問員的證據法問題（一）〉。《法務通訊》，第2970期，頁3-4。
───（2019b），〈司法詢問員的證據法問題（二）〉。《法務通訊》，第2971期，頁3-4。
───（2019c），〈司法詢問員的證據法問題（三）〉。《法務通訊》，第2972期，頁3-5。
───（2019d），〈司法詢問員的證據法問題（四）〉。《法務通訊》，第2973期，頁3-5。

高瑱娟、尤素芬，2018，〈我國司法詢問員制度之源起及現況〉。《社區發展季刊》，第162期，頁85-98。

溫翎佑、黃翠紋（2018），〈司法詢問架構運用於兒童性侵害案件偵查之重要性與展望〉。《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第21集，頁323-353。
───（2019），〈臺灣推動性侵害司法詢問員制度之現況與展望〉。《刑事政策與犯罪防治研究專刊》，第21期，頁16-29。

鄭瑞隆（2017），〈NICHD 司法詢問技術於兒少性侵害案件之運用〉。《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第20集，頁271-288。

闕士超、金孟華（2018a），〈兒童妨害性自主案件中司法詢問員之定位－兼論我國引進兒童倡議中心之可能性（上）〉，《萬國法律》，220期，頁102-118。
───（2018b），〈兒童妨害性自主案件中司法詢問員之定位－兼論我國引進兒童倡議中心之可能性（下）〉，《萬國法律》，221期，頁106-122。

媒體報導  

王子榮（2019a），〈司法與弱勢證人的「搭橋者」：司法詢問員制度的體檢報告（上）〉，2019/11/27，聯合報鳴人堂。
───（2019b），〈司法與弱勢證人的「搭橋者」：司法詢問員制度的體檢報告（下）〉，2019/11/27，聯合報鳴人堂。

冤冤相報 no.79，〈無有之間：性侵案審判的重重挑戰〉。發刊日：2020/07/25。
冤冤相報 no.80，〈無聲所在：性侵案偵查的重重掙扎〉。發刊日：2020/08/10。
冤冤相報 no.23，〈童心未明，童言有忌：解讀性侵案件中兒童證人的證詞〉。發刊日：2018/03/25。